文/黄进龙
一、篮球场上的奔驰
曾有一段时日，在主徒会总会院附近的文化大学打篮球，随意和场边的学生组成三人一组「斗牛」﹙three on three﹚，是我的例行活动之一。我打篮球以运动为目的，不在乎胜负。大学生习惯用「老伯」来称呼我，但也乐于与投篮有一定准头的「老人家」搭档。持平而言，大学生打起球来有很好的风度，但也有些学生「血气方刚」，常因身体上的碰撞而起争执，还得由父执辈的我好言相劝：「运动嘛，别太在意！」，替他们消弭怒火。
依稀记得：许多年前的初中时期，与四十来位小修生在圣母昆仲会的圣若瑟初试院接受陶成。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从马六甲前往吉隆坡求学，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触篮球。由于修生的人数众多，每人上场的机会相对的少，我在球场边等待的同时，也学会在心中反复练习各种打球的技巧，因而很快就喜欢上篮球。不管是炎热的午休时间，或是傍晚的运动时间，只要有机会就上场奔驰。
青涩的少年逐渐步入中年，从八打灵圣若瑟初试院、台南碧岳神学院、马六甲主徒会培训院、文冬耶稣圣心堂，到台北主徒会总会院或是其他地方，打篮球成了我在这些地区，惟一相同的嗜好。历经多年的磨练，无论是篮球或圣召，我对这两者的了解与体会，已经从过去的浑然不知到今日的自然浑成。
多年的修道生活，再回首这一段路程时，既难从中梳理出明晰的因素，也没能给个明确的范本。像是「修道圣召与我」、「我的修道生活」或是「我如何回应修道圣召？」等诸多此类的标题，都无法绘出自己心中对修道圣召的体会。无论是广义的圣召，或是狭义的圣召，莫不都是人循着天主的召唤声，亦步亦趋地以具体行动加以回应？这当中少不了回应前的犹疑不决、考量再三，让人难以割舍的世态人情，或许还有些许的自私，甚或回应之后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憧憬。
天主似乎老早就把「路线图」摆在那里，我无意间拿起后，像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冒险家，未经多少思考就轻装上路。这般率性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没有太多的包袱，一路上只有信靠。在球场上没有太多的跌倒碰撞，或许只是未曾遭遇顽强的竞赛对手，也可能是自己应对得当，也许冥冥中有来自天上的助力。
走在修道生活的路上，实在不需要找来外在的对手；先过得了自己的那一关，才有上路的力量，而投靠天主的心，就是最好的指引。如此看来，外在的一切是非与考验，何尝不是生活上的调味品？一路走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是什么因素让人持续上场奔驰？是场边的掌声、赞赏的话语和羡慕的眼神？或是汗流浃背之后的活力感？还是其他的因素让这运动的因子历久不衰？
构成这画面的最大推动力，应是由熟悉的环境中抽离，跨向陌生的人群，设法与不同的个体互动，达成共识并组成合作团队，在爱中来完成既定的目标。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却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竟比肉眼所看到的遥远许多！
我的修道生活，堪与球场上的奔驰互作比拟。不断地走向人群，又返回内心、归向天主。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流程，也没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举手投足间，均流露一股宁静的力量，像是再熟悉不过的事，却不断地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当中已有多少人投入他们的爱及心力，才能构成此时此刻的画面？
我无法答覆。那是我所敬爱的祖父祖母、父母亲、黄老师、林老师、张修士……，还有数不清的长者与伙伴。
二、阿依沙叻的温情
对祖母的记忆，从小至今都很深刻。说不上为什么，我认为是她对我的信仰生活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祖母是新加坡「惹娘」，祖父是马六甲「峇峇」，两人结婚后即离开富裕的曾祖父，赤手空拳到人迹稀少的阿依沙叻开山辟地，成家立业。一对新婚夫妇，连一间像样的栖身之处也没有，却展开了一段艰辛、简约的新生活；祖母并没有埋怨，她试着去顺应自然，以优雅的仪态把众多的孩子一一拉拔、抚养长大。
父母亲结婚后，家里依然务农，常是种些稻米和蕃薯等，这类的农作物所需投入的资金不多，但收入也有限。家里虽然贫穷，但生活过得有格调。此时的祖母极少下田帮忙，常是留在家里帮忙照顾孙子。祖父和祖母向来以马来话交谈，偶尔说些客家话，有时也和家中晚辈说潮州话。肩负大家庭生计的祖父，生活朴实，为人严谨，常是沉默寡言。午餐后，祖父总会骑脚踏车到一公里外的小市镇喝咖啡，与友人聊天，这成了他生活中既平凡却又不可缺少的休闲活动。
祖母拥有一颗慈悲的心肠，常将家里种的水果送给左邻右舍的小孩。在物资缺乏的年代，即便是一颗小小的水果，也能让人回味无穷。她关怀自己的孙子，常将远方客人送来的水果，拿来和我们分享，举手投足间，总是使人备感亲切与温暖。祖父母为人向来大方，不喜欢斤斤计较，以信仰的眼光看待事物，也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家里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长年有水。天气干旱时，也常见村民前来汲水。
当时，阿依沙叻村内已有上百户人家，家家是教友，堪称「教友村」。每天晚上，村子里各家各户都有全家人一起念经祈祷的习惯。从村子头到村子尾，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传出诵经声。祖母是我们家的「领经员」，总会在家人上床睡觉前召集家人一起念经。若有人稍为怠惰或耽搁，祖母就会说：「你们自己听一听，某某邻居都已开始念经了，还不赶快过来！」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即便双眼蒙胧、身体疲乏，总得先把经念了才可以上床休息。
中学整整六年的时光，我在圣母昆仲会的初试院度过。家中成员也陆续出外工作或读书，能在晚间一起祈祷的家人逐渐减少，但祖母在大厅念晚课的习惯未曾间断。后来，祖母的健康逐渐恶化，本堂神父常到家里来送圣体，她对圣体极为尊敬，会花上一段时间准备心灵，穿着整齐，在小圆桌上铺换干净的桌布，并摆上蜡烛及花卉。几年之后，祖母中风，行动不便之外，也无法言语。
在文冬主徒会会院望会半年后，我返家小住几天。坐在轮椅上的祖母，看到许久未曾回来的我就眼泪直流。也许是不明白原本常在家的我，为何那么久不曾出现？第二天清早，祖母极度不安，在我的带领下，祖母竟能开口念经。她和我齐声念完一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后，随即恢复平静。
几个小时之后，祖母就与世长辞了。同年，我前往台湾进入阳明山初学院，以后接着到碧岳神学院念哲学与神学。晋铎后，有几年的农历新年我在马六甲会院，因此特意在除夕回家过夜。大年初一清早，依照家里的传统，家人一起在大厅念完〈新年经〉，拜谢天主后才享用早餐。
随着时光巨轮的推进，阿依沙叻教友村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但祖父淡泊的胸襟、祖母慈祥的风范，依然留在我的心里；而阿依沙叻这一块孕育信仰的土地，纵然再遥远，她的温情，依然温暖我心。
三、为人师表的导引
阿依沙叻村子里没有中学，华文小学的学生毕业后，都转往马六甲市区的公教中学或圣母女中继续学业。小学六年级下半年，级任老师一边为我们填写升初中的表格，一边问起同学们的未来志愿。我一向对老师的工作感到敬佩，又刚在几天前听同学说，有一个修会是以教书作为传教方法的修士团体，就顺口回答说：「老师，我要当修士！」黄级任老师是位教友，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你要当修士，怎么不早点说？要当修士的话，是要去八打灵的公教中学，不是马六甲的公教中学！」
我坦诚表示还没来得及和父母亲商量，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同意？黄老师答应这事就由他来处理好了，后来，他和另一位教友林老师亲自到家里来，向我的父母亲提及我想当修士的事，并表示他们也支持我、鼓励我。我的父亲表示既然老师认为好，他也乐于同意；但我的母亲则有点替我担心，不知我那么早就做决定是否适宜？先是两位老师替我开了口，以后又有堂姐替我说项，不久之后，母亲也就同意了。在黄老师的协助下，圣母昆仲会的初试院接受我的申请，同时也办好了转学手续。
天主安排了优良的老师，以言以行使我对教职有了憧憬，以后又透过我的同学，告诉了我有关教书修士的事；就连向父母亲说明修道意愿的人选，天主也都一一为我准备好了。
原本在纯朴乡间生活的我，一直循着村子的步调过生活；没想到天主在我十二岁那年，为我开启了另一扇门。新学年伊始，我已身处繁华的大都会，在八打灵的公教中学就读，并住在圣母昆仲会的圣若瑟初试院。张春隆修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院长，知道如何谆谆善导。在他的带领及薰陶下，四十来位中学年龄的修生，无论是学业或是品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圣若瑟初试院也可以被称为「修生的宿舍」及「未来修士的训练中心」。除了和一般的学生一样上课读书之外，更有固定的时间来进行祈祷、运动以及劳作。在规律化的要求下，生活中仍不失年轻人应有的弹性与磨练。不论是排球、篮球、乒乓、羽毛球，还是各种棋类，都是我们运动及休闲时的最爱。除了养鸡、喂猪、赶鸭、牧羊，连宰杀牲畜都可以不假他人之手。像这样的陶成与训练，的确造就了许多自主性很高、能力很强以及允文允武的修道人。
我在圣若瑟初试院住了六年，虽然后来没能当上老师，也当不成圣母昆仲会修士，但我的团体观念与灵修基础，就在此时开始成长与茁壮，使得我往后的团体生活与修道生活受益匪浅。
离开圣若瑟初试院后，我返回阿依沙叻，并在堂区协助带领青年活动，又在要理班服务。我怀着感恩的心，以实际的行动来回馈教会所给予我的培育。一年后，我申请进入主徒会，并在文冬会院望会；天主又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新门，让我在主徒会继续修道的生活。
正因为有良师的引导，同伴的扶持，这一条修道圣召的路程，才得以延续。一路走来，我的献身生活虽然质朴平凡，但也充满色彩、感恩与喜乐。
四、文化福传的力量
主徒会以「文化传教」做为修会传教的核心与方法，这是刚恒毅枢机划时代的创举，但这使命深具挑战，要达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文化」看来就只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不甚重要。
其实「文化」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从文字、语言、政治、饮食、娱乐、艺术、建筑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甚至敬神的礼仪等，莫不都与文化有关。面对数码化的世代，我们要如何让人了解文化的重要，进而透过文化来传教？我们该如何塑造本身的人文素养，进而使自己成为传教时言行一致的有效载具？
在我要入小学前，一向懂得和儿女沟通的父亲，让我自己选择所要就读的小学。当时，阿依沙叻村内有两所教会小学，华文小学及英文小学各一所。我的大哥及大姐所读的是英文小学，按理说，我只要跟在大哥大姐之后进入同一间小学就可以了，但我却选择了华文小学。
七岁那一年的决定，使我有机会先熟悉本身的母语与文化，为我后来成为主徒会士铺平了路。为华人传福音的主徒会强调「文化传教」，这也成了我后来积极投身于文化福传的事工。
从小就只在村子内活动的我，极少有机会接触到课外书。但就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学校设了小小的图书馆，喜爱阅读的我，很快就把所有的书都翻阅了。中学时期，所住的圣母昆仲会初试院有许多藏书，除了教会书籍外，我又有机会浏览多部中国名著。
以后到台湾念哲学与神学时，大修院允许修士每周四下午外出。那段时光，我常是在书店里度过，连续好几个小时站着看书也不觉得疲倦。晋铎后修会的工作接踵而来，为了配合修会整体的需要，去深造的事一再延宕；但进修、充电的步伐那能停下来？因此，我添购了不少的书籍，并利用时间用心自修，来自我提升。
这一场不断提升的过程，也反应在每一位主徒会士对文化传教的努力上：「头头是道，以文化众」。透过这短短的标语，主徒会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是教会的头，我们是祂的肢体。我们愿意透过文化来传教，教化众人去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为了要达成这样的使命，主徒会在马来西亚服务的会士，在八打灵圣依纳爵堂、文冬耶稣圣心堂、芥子福音传播中心、刚恒毅研究中心及主徒会马六甲培训院等地组成工作团队，持续地发挥「文化传教」的精神，一步一脚印，设法在马来西亚编织一张「文化网」，为能取得更多的渔获。
而「传教」，就是向尚未认识及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让一个非基督徒可以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有时单靠传福音者的「圣德」还不足于达成，往往也应该有文化面的「学识」作为催化剂。透过传教对象所熟悉的语言、习俗、音乐、知识、人际互动模式、生活习惯等，基督的福音可以不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因此，传教者本身的学者身份以及在社会上所取得的地位，都会有加分的作用，成为传播福音的有效工具。如此看来，主徒会对于文化福传的重视与耕耘，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父亲让我在七岁那一年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不也展现了他对自己儿子的信任与尊重？他所展现的风范，纵然没有学术上的考量，却也造就了一位文化福传的耕耘者！而我们身为传教士，不也更应该对「每一个人」与「人类的文化」展现更大的信任与尊重？﹙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