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总主教于一九二二年奉教宗比约十一世﹙1922-1939﹚之命至中国担任首位宗座代表，直至1933年为止。当时的时代背景夹杂着中国内部征战不断；外患则是日本侵华军事行动日趋猛烈，西方列强各自在中国占有租界并划有势力范围，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依旧是阻碍中国与教廷通使，也导致中国天主教会畸形发展的的主要因素。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天主教传教活动并无法称之为一个“中国教会”，因为各个传教区是彼此各自独立自主。
刚恒毅在此一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坚守教廷交付的使命，不仅巧妙地避免敏感的政治外交冲突和法国的阻挠，使中国传教区在他的领导下，凝聚出一股以教宗为中心的向心力，得使中国天主教活动真正地开始发展，并逐渐转型为一个合一的“中国教会”。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教宗祝圣首批六位中国籍主教，正式的为中国教会“中国化”开启序幕。
刚恒毅对中国教会有许多贡献，包括建议教廷首批六位国籍主教名单，并与传教修会协调划分成立国籍教区，推动中国天主教艺术，成立国籍修会团体，召开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等等，各种贡献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对笔者而言，他极力地与西方列强利益划清界线，为所有传教士，国籍教士和教友们立下规范，导正所有因保教权产生的各种弊端，得使教务步上正轨，为往后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各项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此厥为刚公最大的功绩。
刚恒毅枢机的伟大功绩和信德深忱，不仅是所有中国教会成员的景仰对象，以普世教会的角度来看，更值得所有人崇敬，如果教廷在经过谨慎确认之后，能立刚枢机为真福，不仅可表彰他的贡献，也为中华教会立下一个努力的目标。当前中国与教廷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协商以解决双方的歧见，按照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不少时间沟通。如刚枢机得以获立为真福，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可以向中国表达教廷一贯热爱中国的心，一如刚枢机般。
目前中国天主教会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中国化”，“中国化”一辞成为现阶段大陆政教关系重要的辞汇，也令人想起刚恒毅在中国时期的成就。但如以神学理论，教会学和教会史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政府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强制地以不属于天主教教义的政治和法令措施加诸于教会管理之上；这和刚恒毅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由他登高一呼，鼓励教会成员吸收并将中国文化因素融入天主教信仰外在表达方式有根本上的不同。是以，前者的方式严格上与刚恒毅的“中国化”有所区别。
以此来看，这政策对目前中梵对话应会产生极大的阻碍，中国政府目前的天主教政策对中国教会整体产生的影响应是深远的：第一，政府的政策使中国教会与教廷产生更大隔阂，中国教会成员与普世教会的距离愈来愈远，无法赶上普世教会成长的脚步，中国教会神职人员的纪律问题也无法由教廷裁决管辖，纪律因而松弛。第二，目前地上与地下教会的问题已经颇为复杂，如果中梵协商得以解决主教任命问题，当然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反之，如果中国政府再加强管控措施，将更加激化现有问题，地下教会活动可能更加活跃。
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中国化”，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一连串所推动的天主教“爱国运动”之最新总结合体，这些运动的动机是基于政府对天主教人士爱国心的不信任。但如果吾人以一九三七至四五年中日战争来看，无数天主教友投入抗日行动，已入中国籍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更是率领中国籍修生修女积极投入救治伤亡的队伍，而马相伯更是有“爱国老人”之美称。天主教徒的爱国心绝非官方政策刻意塑造出来，而是基于对天主的信仰，和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民族各方面的认同和热爱，所融铸而成的情感，古今中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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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聪铭，台湾高雄市人，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着有“中梵外交史 – 两岸与教廷关系﹙1912-1978﹚”，于二零一六年一月由台北光启文化出版。
延伸阅读：本文于2017年10月17日，刊登于天亚社中文网。
